股市如何加杠杆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（即大月氏）

“昭武九姓”是古老丝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，其鲜明的族群形象、高明的经商策略和深刻的历史影响，都使这一群体成为中古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历史见证。尤有意思的是，“九姓”胡商在葱岭以外建立国家，可其最早的祖居地则在河西走廊的“昭武”故地，这说明即便其远走中亚，但仍然不忘故里，始终以“昭武”作为自我身份的核心标签，其背后也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大辐射作用。

“昭武”故地，在今张掖市临泽县。汉武帝元狩三年（前120年），在临泽置昭武县，正式将这一地区的胡汉群体纳入到中原政权的统治之下，“昭武”一词遂正式诞生（史学界对这一语词的最初来源，尚有多种推测，兹不赘述）。史书记载的临泽县昭武城（可能在该县鸭暖镇昭武村），应是这一地区的统治核心区。临泽是黑河（张掖河）的流经之地，在两千年前黑河水量丰沛、湖泽广被、居延海水域广袤的时段，这里必然是游牧民族的天选之地。

在汉武帝置县之前，昭武故地为月氏聚居地，月氏是“昭武九姓”的族源。《新唐书•西域传》载：“康者，一曰萨末鞬，亦曰飒秣建，元魏所谓悉斤者。……君姓温，本月氏人。始居祁连北昭武城，为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葱岭，即有其地。枝庶分王，曰安，曰曹，曰石，曰米，曰何，曰火寻，曰戊地，曰史，世谓‘九姓’，皆氏昭武。” 这是关于昭武九姓最清晰的史料，里面明确提到昭武九姓“本月氏人”，有安、曹、石、米、何、火寻、戊地、史、毕等姓，其祖居地为“祁连北昭武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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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这个史料可以推断，游牧于“敦煌祁连间”的月氏，被匈奴攻破后，被迫失去了游牧的乐园，其主体部分向西迁徙至中亚一带；在中亚，他们征服了大夏，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（即大月氏），再由贵霜王朝蜕化出康国，其统治核心地即今撒马尔罕（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）。这里面最确定的是，康国应完全是由昭武九姓掌权的独立国家。后来，康国臣服于突厥，其民族逐渐融合于突厥语系之下，慢慢失去了独立国的地位，但其内部小政权如“九姓”之国，仍然固执地保持着其文化和族群，于是就形成了“昭武九姓”，唐代又称之为“九姓胡”“粟特”。

由此可定，原本游牧于河西走廊的月氏西迁，在中亚掀起了军事风暴，确立统治地位；突厥西迁，再次带动中亚地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，月氏、康国、乌孙、安息等，都消解在这一融合之下。可贵的是，“九姓”胡人却依然固执地保留着“昭武”标签。显然，他们不仅不忘故里，而且以“昭武”为贵、为荣。可以说，因为有河西生活的历史记忆，所以也就有向往中国的充足理由，然后，他们再将那高明的经商之道投向了富庶的中华大地，从而奔波、纵横于古老的丝路之上，成为中古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商人群体。

我们经常说丝路的物质文化交流，到底是以哪些人为主体呢？是中原汉人吗？应该不是。从文献中，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家族子弟在做着丝路贸易，让汉人经由河西、西域以至中亚去经商，可能性相对较小；需求更大的，显然是西域和中亚的人民，因为他们更需要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。而在所有来往丝路经商的群体中，九姓胡商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。由此可见，昭武九姓这个群体对丝路文明的实质性贡献。

唐代的九姓胡人，遍布于碎叶（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托克马克市）、蒲昌海（今新疆罗布泊）、西州（今新疆吐鲁番）、伊州（今新疆哈密）、敦煌、肃州（今甘肃酒泉）、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、长安、蓝田、洛阳、“六胡州”（治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境）等地。其中“六胡州”的主要人口即为粟特（九姓胡人）。开元九年（721）爆发的“六胡州之乱”，就是主要由粟特人发动的；造成重大动荡的安史之乱，六胡州粟特人也是重要参与者，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，安禄山、史思明本身就是九姓胡人。

在河西都会凉州城内，九姓胡人极多。据记载，安史之乱爆发后，“河西兵马使盖庭伦，与武威九姓胡商安门物等，杀节度使周泌，聚众六万。武威大城之中，小城有七，胡居其五”（《资治通鉴•唐纪三五》），这也是九姓胡商谋乱之事，他们杀节度使，“聚众六万”，占据武威城的七分之五，说明其在凉州的人数之多、势力之大。岑参诗句“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”（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），也能证明凉州胡人之多。

九姓胡商最善经商。《北史•西域传》“粟特国”：“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。”其“贩货”的主要载体就是驼队。今所见北魏、隋唐墓葬中大量的驼佣、壁画、唐三彩等，多由戴尖顶毡帽的胡人牵引驼队，生动反映了来往于丝路的西域胡商驼队景象。众所周知，中原地区不产骆驼，这些驼队就只能是自西域而来；在瀚海纵横的中亚、西域之路上，耐寒耐高温、忍耐力极强、能辨方位、找水源的骆驼，就是最好的运载工具，它们与胡商一起，都是曾经辉煌丝路的功臣和见证。

盛唐文明，本就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。胡商带来了西方的玛瑙、珍珠和玻璃器皿，并且将胡服、胡食、胡舞带入了广泛的社会生活，以致于大唐胡风盛行，“胡旋舞”几乎风靡天下。“回鹘衣装回鹘马，就中偏称小腰身”（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），回鹘服装成为最时尚的流行装，而回鹘，则与粟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“急转如风”的胡旋舞，引得著名诗人白居易、元稹都去描述，“胡旋女，心应弦，手应鼓。弦鼓一声双袖举，回雪飘飖转蓬舞。左旋右转不知疲，千匝万周无已时”（白居易《胡旋女》），元稹甚至说“胡音胡骑与胡妆，五十年来竞纷泊”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、流行之广。

有些胡商，甚至可以为官。比如，唐初武威籍胡商安兴贵，本为昭武九姓之后，居长安经商，在李轨割据武威时，安兴贵返回武威，协助平定李轨，最后官至上柱国、右武侯大将军，封凉国公。其他如九姓商人康艳典、石万年、何伏帝延等都曾拥有城主之号，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，康感官拜梁州刺史等。著名的粟特钱币，形制明显与中原铜币相近，曾长期而广泛地行用，有些甚至正面是“开元通宝”，背面为粟特文。

随着唐政权的消亡，九姓胡商也淡出了历史的视线。这个曾经主宰了丝路贸易的商团，在唐帝国开放包容的国策下，达到了其贸易的顶峰，为缔造盛唐文明做出了实质性贡献。今天，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，也必然能鲜明地感受到，开放包容的国策之重要。新兴的中国，正值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，其蒸蒸日上的国运，恰好正是基于开放包容、百川汇海的胸襟和气度。今天的中外贸易，不仅有胡商，更有何其巨大的世界商团，这是隋唐时期的昭武九姓所无法比拟的，但其贸易往来和开放包容，则古今完全相同。这也应是昭武九姓的历史启示。（执笔：清辉编辑：王丽娜）

来源：黄河清风

编辑：张艳玲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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